最近，网络上爆出大堆奇葩论文。尽管内容千奇百怪，套路却是如出一辙：用各种牵强附会，把两个不同事物或者差异极大的概念强行构建联系。
虽然被批判的体无完肤，我们还是要问：这些奇葩论文到底是什么来的呢？
高校评职称需求 每年都会催生很多奇葩论文
事实上，奇葩论文源于高校教授和讲师的评职称需求。他们每年都有沉重的写文发文任务，还要兼顾教学等其他活动，对于出品质量根本无法保证。
在发文的巨大压力下，自然就有学术期刊产业链。只要第一作者或者第二作者与主编关系特别好，而且版面费给到位，那么垃圾论文就有发布出来的可能性。
发文压力 催生学术期刊产业链
此外，还有一些论文是特定活动或者特定基金要求。比方说西凤酒曾经到处寻求学术认可，要求论证自己是中国最早的白酒。而且修建自己的博物馆，开启专门的西凤酒溯源工程，用来支撑论断。通过投资一些大型媒体的文化节目、娱乐节目来扩大声量。
当然，西凤酒要求论证的东西还不算离谱。如果具体到汉谟拉比=商汤这类论文，实际上按照文科的情况看，第一作者还是在论文中占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或者决定权，起码不是完全不自己写。所以这篇雄论应该还是出自李教授的手笔。
西凤酒曾要论证自己是中国最早的白酒
这种机制下，知网里一半左右的文科论文，实际上达不到优质科普文章水平。虽然好坏众人自有判断，但正经论文和垃圾都看得出来，学术界更不会把辣鸡当回事。大多数论文一旦发挥职称功能就不会被很多人看到，顶多是在中国知网里被其他的水论文引用。所以，大部分专家教授不会在意，也不会有普通人在意。
然而，论文不能因缺乏影响就无伤大雅。水货论文的恶劣影响。会误导很多没有任何基础的学术常识小白。这些人对于期刊级别、论文质量好坏没有辨析。而且人的性格是天然的亲近，或寻找与自己观点相呼应的内容。对于没有分辨能力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内容无异于是坚定了其盲性。对于比较用心的人来说，有这样的专家大佬来背书，无疑是增加了些别有用心的底气。对于正儿八经的科普工作者来说大有危害。
辣鸡论文 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拿去做背书
现在存在一个现象，某些理工科研究者或者某些理工行业、工程行业、信息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，喜欢从自己的逻辑分析入手，完全无视各学科的基础积累，另辟蹊径、自立框架。在罔顾事实和语言学、文字学等基础性学科的基础上，重新解释上古史。无视基础事实和基本逻辑的文科论文，无疑也是对这个风气的呼应。
其次，不要觉得社会舆论、媒体和自媒体发展，对于学术圈没有影响。至少在文科领域，特别是历史领域某些，论文选题已经出现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夸张态势。为博得眼球或者崭露头角，为保证论文有更大的概率能发布，有些文科或者历史学、文学史的研究呈现出惊人体的发文风格：
这些论文是早些年产物，但里面提及的现象，已经在学界中的同仁也有反馈。某些历史学科细分领域的论文选题，呈现出自媒体文章标题的趋势，喜欢在两个貌似没有关系的事物间构建联系，故作惊人之语。大部分雄文选题在选题论证阶段都过不了，被导师以观点过于激进或者研究方法无法支撑劝退，但是丝毫不影响类似选题的层出不穷。
某些发布出来的论文，呈现出作者的知识谱系不健全和视野狭隘，甚至可以说是缺乏基本生活常识与认真态度。
如如图所示，这篇论文采访对象中，竟有一位735岁的抖音用户。结合这篇论文发表时间（2022年），这位活了735岁的抖音用户，应出生于1287年的元朝时期。元朝人能在21世纪的新中国刷上抖音。
至于强行东扯西拉，就是在两个不存在的东西之间构建联系。其实非常冒险，本身就属于大胆假设、谨慎求证。这类学术研究在18-19世纪比较常见，本质上是因为当时没有对亚欧大陆的文化、地理、人种开全图。很容易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相似性，再基于相似性得出一些离奇的结论。最早案例可能就是中亚的祭司王约翰传说。充当这一角色的对象，包括西辽的耶律大石，还有后来的蒙古人。
中世纪的祭祀王约翰传说 就是强行建立联系的典型
事实上，在18-19世纪的高雅学术活动中，就有一项成果论证古代瑞典人发源于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。原因是“喀什噶尔”在发音上和维京神族的家园“阿斯加德”非常像：
1691年，佩提斯(Petis de la Croix)在巴黎，与约翰(Johan Gabriel Sparwenfield)见过面。正是这个人向他保证说，自己读过古代瑞典的编年史，里面提到瑞典人的根在喀什噶尔。
按照约翰的说法，很久以前在中亚居住着一个部落，人们把这个部落的人称为盖特斯人(Geths)。盖特斯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哥特人(The Coth)，首都就在喀什噶尔。从地理上讲，喀什噶尔正是阿斯噶德(Asgard)。传说中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英雄首领沃登(Woden)正是从喀什噶尔出发，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。
约翰把他的推测，建立在冰岛赫瓦拉尔英雄史诗(The lcelandic Hervarar Saga)和斯挪雷·斯图尔拉森的古代冰岛文集(Snorre Slurluson's Edda)的资料上。这些资料告诉我们，沃登来自于突厥之地，他的伙伴都是突厥人。“突厥之地”这个地方被认为与古代特洛依(Troy)是一个地方。诸如此类的说法，由于它们都基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史诗和编年史的资料，在18世纪瑞典学术文献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。
1764年，隆德的大学教授斯文(Sven Lagerbring)，写了一篇论证突厥语言和瑞典语言具有相同特点的论文。他的论点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上，即沃登是来自亚洲的一群突厥人(拉格尔布林使用了a swam of Turks这个词)和其他人的首领。他们从那里带来了突厥语词，这些词在瑞典语中扎下了根。
今天，人们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忽略这样一个事实，即这些突厥语的词几乎都是从波斯语中借入，而瑞典语和波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。因为在斯文的时代，要证明突厥语和瑞典语具有同一特征并非难事。在18世纪，还有几位瑞典的学者研究这个题目，这也对瑞典的高雅学术研究造成影响。
--贡纳尔.雅林《瑞典与中亚的关系及瑞典的中亚研究》
因此，在大博弈时代，瑞典人真的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喀什。在当地传教授业，归化维吾尔人基督徒、行医治病。实际上，凡此种种的各种结论，都在考古学、人类学、语言学诸多学科的进步才灰飞烟灭。基于错误逻辑构建的诸多学术理论，往往都不攻自破。说到底，单纯的靠语音论证，就得出结论实际上是几百年前的落后做法。
其实，用语音对音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得出很多正面结果。比如东汉史书中记载的《蒙奇-兜勒》，大体就是马其顿或是地中海东岸的提尔-推罗。东汉和地中海世界的交流不仅有语言学证据，还有能够和文献相互呼应的考古层面的证据。所以还是二重证据法的逻辑，对音必须和文物遗址做对应才有意义，否则就是扯淡。
具体到中国身上，很多学者没有到过中国，就基于语言学和发音和碎片化的翻译，得出一些结论：
比如著名的华夏西来理论，最早就是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提出。在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期间，他主编《巴比伦与东方纪事》小报，先后出版《古巴比伦文字及其中国起源》、《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》等专著。他以19世纪后半叶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为基础，大胆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。
拉克伯里“西来说”的主要根据，就是中国早期与古巴比伦所存在的相似性。在1894年出版的《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》一书中，共列举出两文化近百种相似之处，包括天文历法、科技发明、语言文字、政治制度、历史传说等方方面面。
他推断，公元前2282年左右，生活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的一支——巴克族。在其酋长奈亨台（中国传说中的黄帝）率领下东迁，从土尔其斯坦经喀什噶尔、塔里木河到达昆仑山之东方。后一部分经叶尼塞河到达黄河源头，发展成为日后的汉族。另一部分则与藏西北当地民族融合。
中华民国成立后，拉克伯里的“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”仍然影响很大。如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国歌中，就有“华胄来从昆仑东，江河浩荡山绵连”的词句。浙江学者丁谦出版《中国人种从来考》，以《穆天子传》为主要资料，来考证中国民族西来的有关史迹。
只要这些人自己到研究对象看一看，就知道很多结论是多么扯淡。大胆假设很容易，但是严谨求证非常难，需要广博知识面、认真态度，以及身体力行考察的决心。可惜，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不具备这些东西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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